作為經濟學家，我本來是一個比較樂觀的人。但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來，我變得不像原來那么樂觀了。原因有二。

一是，金融危機之后，全世界都在經歷一種理念的危機，越來越多的人對市場機制產生了懷疑，而對政府干預的迷信顯著增加。美國是世界上最市場化的國家，但美國政府現在把希望都寄托在反市場的凱恩斯主義量化寬松貨幣政策上，寄托在加強政府管制上，寄托在貿易保護主義政策上。中國的情況則更不用說，一些政府部門迷信國有企業，迷信產業政策，陶醉于所謂的“中國模式”，反市場的政策不斷出臺。結果是，幾年內就使整個國家的氣質大大改變，改革徘徊難進。國有部門攻城略地，高歌猛進，民營企業家風光不再，如履薄冰。

我憂慮的第二個因素是全球領導力危機。全球范圍內，政府領導人的素質在下降。上世紀80年代，有鄧小平、里根、撒切爾夫人這樣偉大的政治家，可現在我們很難找到這樣的政治家了。偉大的政治家之所以偉大，是因為他們有理念，有遠景，也有激情。但現在的世界，充斥的是政客和不負責任的官僚，有理念的政治領袖太少了。

政治領袖的本質是引導(Lead)民眾認識到他們的共同利益所在，實現不同群體之間的合作和共贏。事實上，不同國家、不同群體之間的利益的一致性遠比人們理解得要大。遺憾的是，政客們經常故意誤導(Mislead)民眾以獲取政治利益，結果導致了更多的利益沖突。美國政客把金融危機歸咎于中國，特別是人民幣匯率，使得民意測驗中顯示多數美國人把中國的發展看成是對美國的壞事，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在與前國務卿鮑威爾將軍的座談中，我說，在討論中美經濟關系時，美國政治家太政治化，中國人太情緒化。如果美國人少一點政治化，中國人少一點情緒化，中美關系會和諧得多。鮑威爾將軍很贊成我的這個觀點。可惜，像他這樣的人，反倒覺得自己不適合搞政治，所以選擇離開政治舞臺。

我推薦美國政治家讀兩本書，一本是235年前也就是美國獨立那一年出版的亞當·斯密的《國富論》，理解自由貿易的重要性；另一本是2000多年前老子寫的《道德經》，懂得如何做全球領袖。

美國靠自由貿易立國，但現在貿易保護主義政策在美國更有市場。美國政府應該懂得，解決失業問題要靠更大、更開放的全球市場，而不是用保護主義政策分割全球市場。我認為中國既沒有興趣也沒有能力挑戰美國在全球的領導地位，但美國必須改變自己的方式。老子講“大邦者下流”，傲慢和霸道不是好方式。

老子可能是人類歷史上第一個自由主義思想家。他雖然不理解市場機制的重要性，但他主張的“無為而治”和小政府無疑是市場有效運作的前提。這一點與斯密的自由放任思想是一致的。據說，斯密受到法國的重農學派的啟發，而重農學派則是受了老子思想的啟發。如果今天的政治家真能信奉老子和斯密，這世界的麻煩就會少得多！

全世界范圍內比較，美國仍然是創業的天堂，這一點在訪問過硅谷企業之后，得到中國企業家代表的一致認同。這使得企業家們對美國經濟前景不再像我們在東部訪問時那么悲觀。只是讓他們感慨的是，以目前中美兩國在制度環境、文化氛圍和教育體制方面的差距來看，中國未來要超越美國，實在太難。沒有自由競爭和法治環境，就很難有真正的創新和企業家精神；沒有創新和企業家精神，就不可能有持續的增長。

來源：第一財經日報